江苏省完成长江入河排污口一级排查
本文第五部分对被遗忘权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总结。
即使是一般性的非热点事件，在很多情况下也会因为行使被遗忘权而越描越黑。例如，就被遗忘权的支持者来说，有的认为，被遗忘权对于在数字化时代保护公民个人隐私、防范风险具有重要作用。
有的评论者指出，谷歌不仅仅消极地传递信息，谷歌也同时确定搜索结果，谷歌可以通过自身的算法使得某些搜索结果能够被呈现，某些搜索结果不能被呈现，使得某些搜索结果排在前面，有的排在后面。五、结语与启示 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改变了社会的记忆机制，使得信息的遗忘成为了一个难题。[45] 在被遗忘权只有部分国家承认而互联网全球互联的今天，被遗忘权所要达到被遗忘的效果更是难以实现。考察被遗忘权的边界，必须结合共同体中公众与个体对于信息流通的合理预期来确定。[69]但这一指南仍然只是工信部的部门标准，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的效力。
[46]而一旦司法性机构等实体对某个案件进行了被遗忘权的判决，这类判决就更可能实现适得其反的效果。在评论被遗忘权在美国的适用时，小波斯纳（Eric Posner）指出，虽然美国从整体上信奉言论自由的文化，但美国其实早已拥抱被遗忘权，法律早已在第一修正案和隐私权之间保持平衡。[28]关于2015年之前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解释、裁判的介绍和评论，参见叶必丰：《行政行为原理》，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69页以下。
（三）我国司法实践中行政行为的无效事由 在行政诉讼法第75条规定的行政行为无效标准中，法律明确列举了两种情形，即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在文殊核电诉讼中，名古屋高等法院金泽支部2003年1月27日判决表示，对于核反应堆设置许可处分，核反应堆存在重大潜在危险性的特别情况，其无效要件在具有违法（瑕疵）的重大性即可满足，而无需明显性要件。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5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16] 重大且明显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
与日本的无效认定标准相比，我国是用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行政行为无效的标准，但在实践中，法院有时并不能清楚地论证何为重大明显的违法，更多的是列举出事实，简单地定性，归入重大且明显违法之中，甚至根本不提重大且明显标准。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2016）浙0324行初124号行政判决书。
当然，无论如何列举，终究会留下一定的弹性空间，因为无效行政行为的功能就在于提供一种例外的救济，这种例外是在种种价值权衡之后的判断，难以彻底从规范上依逻辑演绎或者事前作出预测评估。[10]参见前引[6]，田中二郎书，第338页。在王廷文诉沁源县人民政府行政行为无效案中，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县政府没有调查，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42]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14行终132号行政判决书。
在实体法上，无效行政行为自始至终不产生效力。鉴于现实的复杂性，应当允许法院在这一判断标准的实质精神的指引下，对并非明显违法的特定行政行为作出无效认定。在认定无效的案件中，法院常将没有事实依据作为无效的一种情形。[23]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
不构成无效者，经释明转换按照一般的撤销诉讼来审查，拒绝转换者即判决驳回。撤销判决承认该行政行为存在过，并可能根据其具体的利害关系作出不同的调整。
具体价值衡量说一方面展现了重大且明显说的判断方法，涵盖重大且明显说的无效事由，另一方面也能给其他类型的无效案件以适当的说明，法院正是在正义性与法安定性之间慎重权衡后，适时作出认定以提供必要的救济。违反能力法规的行政行为归于无效，而违反命令法规的行政行为虽然违法，但非经撤销不失效力。
实体法上的无效是在行政机关与私人之间的关系中而言的。[47]对于未加盖印章的，理论上从客观主义出发，一般认为其尚未成立。也就是说，仅仅是侵益性行政行为缺乏授权根据，才构成无效。因而，在国民权利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害时，为提供权利救济手段，有必要采取方便之法，创设行政行为无效的概念，以行政行为的无效为先决问题，向民事法院起诉。无效行政行为可能成为民事活动的前提，进而构成民事案件的先决问题，普通法院有权加以审查。考虑到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等均可委托一定组织实施，实施主体虽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实施的却是合法的行政行为，有必要将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解释为实施主体不具有主体资格。
[8] 2.概念论的见解 有学者类推私法，在概念论上进行界定，将区分标准求诸规定行政行为要件的法规性质。所称无效，系对应于行政诉讼法第75条的无效，与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的无效未必相同。
举例而言，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将原先的维持判决改为驳回判决，就体现出诉判一致性的原理。[29]例如，在徐某某诉永嘉县民政局婚姻行政登记案中，法院认为：首先，结婚登记的一方当事人‘吴凤英以虚假身份骗取结婚登记，违反了婚姻登记管理制度，法律不允许以虚假身份骗取的结婚登记产生确认、宣告夫妻关系的效力。
反过来，若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但该行政行为并未达到无效的违法程度，法院能否直接判决撤销？因为确认无效判决较撤销判决更为彻底、严厉，基于对原告诉权的尊重，根据举重以明轻的解释规则，法院不宜直接依职权作出撤销判决，况且撤销判决还有一个不同于确认无效判决的重要适用前提，那就是被诉行政行为在起诉期限之内。一般来说，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是行政处分无效的原因，其中所谓明显违法包括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指行政厅在关于是否存在处分要件的判断上，能够不经特别调查即发现明显的错误。
在一起税收案件中，法院并没有特别论及瑕疵的明显性。见宋建荣诉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协议案，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5行初20号行政判决书。而对于明显性，法院采取了一般理性人的标准来认定。参见梁君瑜：《论行政诉讼中的确认无效判决》，《清华法学》2016年第4期，第142页以下。
在日本，二战后的判例和学说都承认行政行为的确认无效诉讼，主要理由之一就在于补救权利救济上的不完备。[47]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9行终406号行政判决书。
从行政诉讼法第75条的文义来看，法院在作出释明后再行转换是更为妥当的。如何判断行政行为无效，这是相关法律实践中的关键问题。
黄全：《无效行政行为理论之批判》，《法学杂志》2010年第6期，第134页以下。[51] 当然，法院并不是只能一味被动地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决，还有其他两种可能的制度。
第二种情形是指行政厅在具体情况下以诚实执行职务所当然要求的程度调查相关事实，参照该事实即可发现是否出现了明显的误认。只有当该行政行为受到有管辖权的机关审查时，‘不发生作用的说法才有意义。[24]芝池義一『行政法総論講義』有斐閣2006年第4版補訂版162頁。对一般人而言不明显的瑕疵，对专家而言可能是明显的，所以，该标准可能扩大无效的范围。
综上，该结婚登记行政行为存在重大、明显违法情形，属无效行政行为，应予确认无效。[12]参见前引[6]，田中二郎书，第338页。
[10] 3.目的论的见解 有学者参照行政制度的目的对无效与应予撤销作出区分。因此，该行政行为已经无法起到确定权属、明确边界的行为目的，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无效行政行为。
在实务中，我国也有法院认为，确认无效是法院的法定职责，不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为限。四、行政行为无效的诉讼机制 行政行为是否无效是实体法问题，但这样的实体法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考虑了行政行为无效制度在救济法上的特殊功能而设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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